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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陪诊启示录:从“临时家人”到政府采购项目

  • 2026-07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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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: 陪诊启示录:从“临时家人”到政府采购项目

招标公司: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

采购标的物: 陪检服务医辅支持服务项目陪检陪送服务项目

项目地区:北京 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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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一点,医院候诊大厅里,叫号声、脚步声、询问声、轮椅轮子刮擦地砖的声响,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有人攥着病历单在科室间奔走,有人对着自助机手足无措,有人独自坐在角落等待叫号——这样的场景,每天都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里重复上演。

而在这背后,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正在重塑医疗服务的面貌:陪诊服务,正在从零散的“跑腿生意”,走向系统化的政府采购项目。

一、从“临时家人”到政府采购目录

几年前,陪诊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“新兴职业”——陪诊师被形象地称为患者的“临时家人”。而今天,打开各地政府采购平台,“陪诊陪检服务”“医疗辅助服务”“导医陪诊”等项目赫然在列,成为公立医院公开招标的常规内容。

数字不会说谎。2025年我国陪诊服务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,同比增长35%,预计2027年将达到1800亿元。企查查2026年6月数据显示,我国现存陪诊相关企业1063家。而更值得关注的是,这些企业正在成为政府采购的常客。

翻开近期的招标公告: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医辅支持服务项目,预算125.5万元,服务内容包括患者陪检、会诊转运等;房山区良乡医院2025-2027年度陪检服务采购项目,预算高达421.2万元;永州市中心医院陪检陪送服务项目,500万元/年,合同期3年;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引进第三方陪护服务项目公开招标;珲春市人民医院2026-2027年度陪检服务采购项目正在竞争性磋商……从北京到深圳,从三甲医院到区级医院,陪诊陪检服务正在成为公立医院公共服务外包的标配。

二、医院为什么要“买”陪诊?

医院采购陪诊服务,看似是花钱买服务,实则是医疗服务体系的一次自我革新。

过去,陪诊的需求主要来自患者家庭——“子女在外地,父母没人陪看病”。但今天,医院自身也在主动引入这项服务。为什么?

答案在于医疗效率与患者体验的双重压力。一名患者从挂号到完成所有检查,往往要在迷宫般的医院里往返多次。如果没有熟悉流程的人陪同,不仅耗时耗力,还可能延误诊疗。正如一份采购文件所言,采购目的是“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、提升服务效能并改善患者就医体验”。

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采购需求很具体:24小时标本运送、患者陪检、会诊转运、安全交接、预约单核对等,人员统一培训、管理、考核、着装与质控。这不再是简单的“跑腿”,而是嵌入医院运营体系的标准化工种。本溪市中心医院的采购文件则明确列出:陪诊陪检服务不高于50元/项。蒙自市人民医院采购的是“辅助医疗类(陪诊陪检、护工、数据员等)服务项目”。陪诊已经从一个“有没有”的服务选项,变成了“多少钱”的成本科目。

医院采购陪诊,本质上是将非核心的辅助性服务剥离出来,交给专业机构去做,从而让医护人员更专注于诊疗本身。这是一种分工的深化,也是医疗服务走向精细化的标志。

三、政策推动: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层面

陪诊服务能够进入政府采购视野,离不开政策的顶层推动。

2026年初,民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,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“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,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”。在此之前,各地已经开始探索规范化路径:成都颁发了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;上海将专业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范围;浙江等地发布了陪诊服务团体标准。

最具标志性的是上海的实践。2026年7月1日,上海《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》正式实施。服务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老年人且无户籍限制,实行明码标价。正规陪诊师需通过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并佩戴身份牌上岗。对于低保、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,陪诊服务可纳入养老服务补贴范围。到2030年底,全市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将实现充分供给和规范化发展。

与此同时,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也已上线,陪诊被纳入补贴范围,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下单陪诊服务可享支付立减50%的优惠。

从地方认证到国家标准,从自费购买到政府补贴,从个人消费到政府采购——陪诊正在完成从“市场行为”到“公共服务”的身份转换。

四、启示:当陪诊成为政府采购项目

陪诊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这件事本身,给了我们几个值得深思的启示。

启示一:养老服务正在从“家庭责任”走向“社会公共品”。 当一座城市的公立医院开始用财政资金购买陪诊服务,意味着“老人看病没人陪”不再只是某个家庭的私事,而是被社会认定为需要公共资源介入的民生问题。这是观念的根本转变——养老,从来不只是某一个家庭的事。

启示二:政府采购是行业规范化的加速器。 政府采购有一套严格的准入、招标、考核、监管流程。当陪诊服务进入这个体系,就必须面对统一的服务标准、透明的价格机制和可追溯的质量管控。这比任何行业自律都更具约束力。那些靠“开盲盒”式服务生存的个体陪诊师将被逐步淘汰,取而代之的是有资质、有培训、有管理的专业机构。

启示三:效率与温度可以兼得。 有人担心,一旦陪诊变成标准化的采购服务,会不会失去“人情味”?但事实上,规范不等于冷漠。采购文件里写着“人员统一培训、管理、考核”——培训的内容恰恰是如何更好地与患者沟通、如何更细致地照顾患者的需求。一个经过专业培训的陪诊师,比一个凭感觉行事的“临时家人”更可靠。标准化的服务,恰恰是温度的保障。

启示四: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正在重新定义。 陪诊服务的政府采购,不是政府包办一切,而是政府购买专业服务。医院不自己养一支陪诊队伍,而是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社会力量;政府不直接提供服务,而是通过补贴和监管来引导市场。这种“政府定标准、市场供服务”的模式,或许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常态。

陪诊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,是这个行业的一小步,却是社会养老观念的一大步。

它意味着,我们终于开始认真面对一个事实:在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里,陪伴就医不应只是子女的义务,也不应只是市场的生意,而应该成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。

当我们谈论陪诊的时候,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在一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里,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曾经养育过我们的人,又该如何面对终将老去的自己?

答案或许不在某个单一的政策或行业中,而在每一个具体的行动里——从完善一项制度,到规范一个行业,再到多打一个电话回家。

而今天,当陪诊服务出现在政府采购公告里,出现在国家补贴目录中,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:这个社会正在用制度的方式回应那个朴素的问题——没有人应该独自面对病痛,哪怕是陌生人陪伴,也好过一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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